在汕头市幼儿师范学校的那段时光
文/杨方笙
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,国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。再加上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，恢复高考，对学校教育几乎产生起死回生的功效。学生学习积极性猛然高涨，课堂秩序正常恢复，我们这些教师也心情舒畅，精神振奋，敢于堂堂正正地做人和认认真真地教书了。我还是本着以前的信念，将提高业务同教好书结合在一起，将严格要求自己同“育人”结合在一起。渐渐地我有了一点名气和声望，引得外校甚至外地老师也来听课。当时地区教育处盖守勒处长来学校蹲点，对我的教学也颇为欣赏。我自然不敢乱“翘尾巴”。一来，我还知道自己的斤两，二来，我还是个“摘帽右派”，政治上不会获得完全信任，业务上偶然冒一点尖，也易于遭人唾弃以至遗忘。
多年来家分两处，孩子幼小，经济紧迫，顾此失彼，我最大的愿望是调回汕头教书，可是“文革”期间上面对这话连听也不想听。
打倒“四人帮”后我继续申请，许多同志、朋友都替我向上说情。最后还是我找到潮安县委林兴胜书记，找到盖守勒处长，才蒙他们应予于1977年暑期将我调回汕头。
一场空前未有的浩劫过后，教育成了“震中”地带，成了悲惨的重灾区。尤其是教师队伍，经过打倒一批，清理一批，流散一批，退休一批，剩下来的大都是新手甚至是不懂教育的生手。刚刚复职不久的王义炽局长对此非常着急，因而我回汕头后刚在二中教了一学期书，他便将我改调到师范学校专门为各校的年青语文教师补课。这时我们真有点像是一场洪灾之后的幸存人员，顾不得擦拭身上的伤痕，就又忙着去抢修道路，捡拾那些可供利用的砖木碎片。
大约觉得这样进展还是太慢，王义炽同志等又报请市委批准成立了一所教师进修学院，自兼院长，仲豪副局长兼副院长，调王显政和我任办公室正副主任，负责业务操作。其时我头上还有“帽子”，这个任命是大胆的，至少是不寻常的。从这里也可以见出老朋友对我的信任和师资培训的紧迫程度。我们调进一批市里老教师作为工作母机，让所有不合格的青年教师轮流到学院接受培训。我和王显政同志作了分工，理科由他负责，文科由我统筹。当时我工作起来最大的难处在于：我们实施的既非中等教育，又非高等教育；既没有任何大纲和教材，又没有旁的经验可学，范本可仿。究竟教什么？如何教？全要靠自己摸索。我们开了几门课：一、帮助学员分析现行语文教材，弄清它的指导思想、编排原则和读练体系；二、讲解各种文体（如议论文、说明文）的基础知识，帮助学员掌握各种文体的特点以及它们的教学方法；三、学员反映文言文难懂难教，我们就请古文根底最好的蔡起贤先生为他们逐一讲解教材中的古文。这种课程编排也许不是一只漂亮的花猫，可是它也能捉到老鼠，实用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我们觉得单是这样做未免太“平面”、太“静态”了，于是又组织老师分别到各校听学员讲课，将学员的教学置于真实的环境中，从而更具体地了解他们的优点和缺点，有的放矢地让辅导和帮助落到“电子”上。这样的工作很有挑战性，很吃力，比在中学里舒舒服服地“照本宣科”要艰难得多，可是它更有变化，更有乐趣。
回到汕头后，我同一些老朋友、老学生又恢复了联系，有时他们周末来访，我那不足8平方米的房间便拥塞起来。我只得将孩子赶到外边玩，把自己常坐的椅子让给客人，自己坐在床沿上。真是促膝而谈，既“亲”且“密”。身居斗室，仍不妨胸怀天下。我们听说中央正在大力整顿经济，还说将有一批“大动作”，刘少奇、彭德怀、贺龙等“古今大冤案”都要一一昭雪了。
由于住屋实在太狭太挤，我们曾经搬到师范一个楼梯间暂居。1978年末市里在大华路建了两座楼房，准备照顾有名望有影响的老知识分子居住。教育系统分到一套，局党委讨论后便给了我。
那是一套位于七楼的住房，虽然高处不胜“热”，但有两房一厅，有厨房和卫生间，等于将我们的生活空间扩大了七、八倍。我们都很高兴，孩子们尤其开心。同我们结邻而处的有医生、有工程师、有画家、有剧团导演。有时彼此在楼梯口相遇，握手道一声“久仰”，似乎文化档次也提升了。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便发现新家的缺点。一是位于楼的最高处，上面没有隔热层，一遇到太阳直晒屋内便炽热如火；一是水压低，自来水白天上不来，为此我常常要深夜守在厨房水龙旁边，一直等到水池注满。尽管如此，比起一大批尚未欢颜的“寒士”来，我们已算是幸运者了。
1979年秋，教育局党委根据中央政策为我的“右派”问题改正平反，恢复了党籍和原工资，不久又调我出任汕头师范学校校长。
搞了一段时期的教师培训，我对这项工作有了认识，也有了瘾头，因而对新的职务非常满意。可是很久没做过领导工作了。我要进行角色转换，要改变思维方式，更重要的是还要找回勇气和信心。我明白70年代（很快就要进入80年代）不同于50年代，“文革”后不同于“文革”前，工作起来纵然不是攀登陡岸峻坡，也是沟沟坎坎，因而也做好了吃苦受气的准备。不管过去是谁的错，我生命里已经浪费了许多光阴。现在年过半百，如果再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做成一些事，我会感到后悔的。即使做错而再一次被打倒，死前我也可以说，自己已经尽力了。
我仔细摸清汕头小学师资的供求情况、数量和质量情况，也顺便调查了幼儿教育的现状，提出学校既办中师又兼办幼师，适当扩大规模的思路，自认为这样作对汕头才是有益的。不久教育厅召开师范教育会议，我从会上了解到省里准备重点改建或新建三所幼儿师范学校，便觉得这是个绝好机会。汕头财力小，条件差，很难同别的市竞争；但是我们可以打“人口牌”，打“地理位置牌”，而最有力的一张是“师资牌”（我们拥有一批长期从事幼教的高学历专家），手上也是有筹码的。在取得地、市同意后，我前去面见主管此事的杨行副厅长反复陈说争取。她却认定汕头师范校舍狭小，不够条件。为此我又回到市里同教育局商量、找办法，最后决定将师范附近新建的华新小学改为师范小学，将两校面积算在一起，基本达标。也许还考虑到粤东毕竟是全省的一翼，杨副厅长最终也同意了。这还没完。我们又根据汕头需要争取到附设中师班，这才满足了我们的愿望。1980年汕头师范改为汕头幼师，开始招生。她与广州幼师、江门幼师在我省鼎足而三，每年都能争取到一笔专项经费来充实自己。
我对小学教育并不熟悉，对幼儿教育尤其外行，除了依靠专家外，别无选择。我下决心要把市里顾幼珍、华小玲、方东芸、李德湘这四位幼教事业的行家里手网罗到幼师来。顾老师已先来师范。我再从师范把华老师争取调来作教导主任，从一中把王老师请出来作专业教师，只有李老师的园长工作无人可替，只得聘她来兼教一些课。就专业师资力量言，我敢说全省其它幼师无可伦比。我尊重她们的专业知识，重视她们的意见，除了希望她们真正依照幼教规律办学、办出特色外，绝不妄加干涉。
幼师面向全地区（开头一段还接受梅县地区、惠阳地区录送的学生）招生，招的全是女生（中师班男女兼收）。由于它最后毕竟能提供一份比较安定的、适合女性的职业，报名者非常踊跃。
我们严格把关，除了笔试成绩外，还要面对面测试语言能力，技能水平（朗诵一段诗文或唱一条歌、跳一段舞），有争议时便提出讨论。记得一个女孩子钢琴弹得出色，可是笔试少了几分，取与不取，闹到我这儿，我只说了一个字“取”。为了减轻学生负担，对于偏远地带，我们还派出面试小组前去就近取录。我也参加过这项工作，去过海丰和普宁。
既然干上这一行，我也常去市里的幼儿园走走。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，“阿姨”们就是育花者和护花人。我认为幼师工作实在太重要、太高尚了，作为一名“阿姨”，她的仪表、举止、语言、态度、自然还有心灵，都必须是美的。同事们认同了我的看法，于是由教导处全面设计，为学生制定了语言规范、行为规范、技能规范、内务规范乃至书写规范等等。就拿学生宿舍来说，我们除了清洁、整齐、安静的统一要求外，还鼓励学生按照爱好和各人个性将自己的学习空间、生活空间加以美化。女孩子们大都爱美，又无不心灵手巧，经过她们一番装扮，一间间宿舍漂亮非常，一扫集体宿舍脏乱的面貌，使得参观的人十分称羡。当然我们的努力并非全都成功。中师班男生宿舍的内务虽然有些改进，但基本上仍摆不脱脏、乱，变成美丽校园里的一块伤疤。
1980年开学不久，妹妹来信说母亲前此摔了一跤，业已瘫痪在床。我非常焦急，请了个假赶回四川妹妹家中探望。回程经过成都，获知老朋友解子光此时正任教育局长，我又去到他家拜访叙旧。老解带我到街上吃“赖汤元”，知道我在幼师工作，便问我有没有兴趣去成都幼师看看。第二天我持介绍信找到那间学校，校长不单陪我到各处参观，还谈了一些自己办幼师的体会和甘苦。她特别强调“文革”后社会秩序不够正常，办幼师如同“挑着几大篮鸡蛋，必须小心翼翼，一个也不许摔破”。这次随机性参观对我非常重要而且及时。汕头市面对海内外许多复杂情况，社会秩序还不如成都。回校后我立即发动大家查制度漏洞，查管理漏洞。如以往学生都到“附小”教室夜自修，下课后必须穿过一条黑巷回去宿舍，这便可能给坏人下手的机会，形成安全隐患。自此后我们便安排人力于夜自修后轮流护送学生回“家”。
从物质条件教学设施看，我们学校还非常落后。成都幼师有美术室，有琴房，有舞蹈练功室，有手工室，有附设幼儿园，这些我们一概没有。我们的风琴集中在一间教室里，练琴时便众音齐鸣，宛如一个车站或者一座闹市。我明白“罗马非一日建成”，也知道市里百业待举，财力维艰。暗地里准备搞出一个幼师10年建设规划，使她更充实更科学也更加变美，为本地众多儿童的健康成长打下幼时基础。
回想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、政治环境，可说是大贼已除，阳光初现，人心思变，人心思进，人心思发展。我们这些饱尝坎坷的知识分子，更是痛定思痛，屈后求伸，渴望得到一个报效祖国、造福人民、从而也能实现自身价值的大好机会。这是跟解放最初几年差不多的最充满希望和生气的时期之一。我们在幼师这段时光，没有人懈怠偷懒，没有人舞弊营私，尽管出现“招生热”、“调进教师热”，没有一个人想从中捞到任何好处。学校没有豪华办公室，没有高级沙发，没有汽车，没有请客赴宴，但是我们的心里很平衡，精神很富足。自然我们也坚信“面包会有的”，但认为每一片面包都只能由自己烤制而不能从别人的口袋中索取。学校有了一些进步，不是那一个人的功劳，是我们那一班人，包括党支部书记刘冠群、副校长林沐、教导主任华小玲、姚泽汉和众多教师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。
（作者为原汕头教育学院党委书记、院长。本文节选自《人生是圆的》其中的“大转折”部分，标题经过征求作者意见同意。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