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些年我在汕头教育学院

文/杨方笙

1983年3月中旬，我们正式获得地、市即将合并的消息。

合并后的汕头市将辖1市11县，各个行政机构也将进行合并调整。6月25日，地区工作组找我谈话，我明白表示不愿进新教育局的“班子”，回去幼师或去新建的教育学院。10月18日，组织部正式下达文件，任命我为汕头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。

位于汕头东部的教育学院几座大楼，整日都响着电锤声，电钻声，水泥浇灌声，一层层外墙结构拔地而起。这间学校从选址、征地、设计、施工，都灌注了教育处许多同志的心血。我也陪同省厅师范处领导前来视察过。学院虽然还未落成，组织师专函授的一批同志已在开展业务。他们暂时在平原新村租了两套民房办公，居无定所，食无定时，人称“平原游击队”。我也去“游击队”部参观过。我似乎有一种预感，我跟这所学院早有神通心契，很有可能成为她的一分子。

教育学院这一年我仿佛生活在高山云雾中，到了基层才算是双足踏上了实地。

新建的教育学院并不是一张白纸。我继承了一批财富。一、城市合并后从行政机关退下来的几位老同志；二、“平原游击队”的那支队伍。几位老同志原是我的老领导，我深知他们富有行政领导的经验，也有实事求是的精神，对学院工作会很有帮助。“平原游击队”那批同志有的从我区第一个教师培训机构起、有的从韩山师专函授站起，一直从事师资培训事业，堪称这方面的专家和内行。以上这些同志是学院的班底，学院第一批创业者，学院第一批播种人。由于有这样的条件，我们很快便建成包括办公室、教务处（含函授站）、政治处、总务处的比较精简的办事机构，让必须安排的同志分别到位。学院基建还没有完成，我们只能在“游击队部”办公。那儿不过陈放几张双层床，几副桌椅，到处堆放着图书和文件，这些便是我们第一处的校产。如果有外人来联系工作，询问情况，便只能随意坐下，东歪西倒。

“文革”浩劫过后，教育大伤元气，队伍零落不堪。国家教育部敦促地专一级城市都建设好一间教育学院，目的就在于迅速提高师资质量从而提高教育质量。当时教育部师范司李一本司长有一个谈话，要求各地重视此项基础工程，将教育学院建成当地的培训中心、教研中心、图书中心、实验中心，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。我们面对的形势大异于“日暮穷途”却实实在在是“任重道远”。

我们面前最紧急的任务有这么三件：一是抓好基建，将第一期工程（一座综合性教学办公大楼，两座教工宿舍，一座单身宿舍，食堂及其附属建筑）尽快建好。二是抓好招生，包括脱产班与函授班；三是组建教师队伍并根据学校实际需求确定要办的专业。

我把主要精力放在第三项上。这项工作似易实难。说它“易”，是听说学院“上马”，当时前来求职的人很多，有本市的，外县的，还有一些外省外地的，我们有较大的挑选空间。说它“难”，是由于教育学院是培训中学教师的工作母机，有一套特殊的条件和标准。经过研究，我们取得教育局的支持，先将原在市进修学院担任中学师资培训的那批骨干“转”过来，接着又从韩山师专吸收了一批志愿来汕的教师，这就大致形成一支教师基本队伍。对各地前来求职的人，我一律开大门接待。根据经验和直觉有三种人我将他列入暂不考虑的范围，一是将自己说得件件皆精，无所不能的；一是将我吹捧的件件皆精，无所不能的；还有一种则是在住房、安排家属、工资待遇上提出过高条件的。说是“暂不考虑”，其实我们还是派人或写信到他的原单位做了一番了解。我怕的是或许真有一位毛遂或冯獾前来，而我竟然“有眼不识泰山”，同他交臂而过。

设置专业从理论上讲非常简单，即是中学设置什么课程我们便办什么专业，但这儿有个条件问题。中文、外语、数学、理化、政史，当然要办和必须办，原来师专函授这一头便是按此设置的。现在还要办两年制脱产班培训骨干教师，除了上面说的几门课程外还要不要增设专业？增设什么？既要考虑需要还要考虑可能。我们同教育局反复研究，反复调查，还反复掂量师资、设施等软硬件，最后决定先增办地理专业和美术专业。音乐、体育等专业要求更多的经费和场地，一时条件还不具备，便只能缓待其成。要办的专业确定了，招生、招聘老师等也就有了目标和方向。

以上这些工作都是常规的，你有我有的。我研究了高师的特点，成人教育的特点，汕头教育的今天和明天，决定还要再办几件事：一、成立学术委员会，由少数专业知识最强的教师组成，借此推动学院的科研工作，培育健康的科研风气。不能将学院办成“大中学”；二、成立电化教育室（电教室），由潮汕唯一的一级物理教师刘声茂任主任。那时电脑尚未普及，但我从任过西安科研机构职务的老同志丘达生口里获知电脑在生产、管理、教学等方面能够发挥神奇的作用，具有广阔前途，便想也抢占一方滩头阵地。经过一段学习，刘老师也完全具有运用、开发电脑的能力和条件。三、我想办一个覆盖全潮汕的刊物《汕头教育》，用以宣传教育方针、传播先进的教育思想、推动教育科研、促进各地、各级学校的经验交流。从学院说，它还是我们广泛获取基层信息，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媒介。这是汕头教育界的创举。我本想请教育局、教育学会和学院联合兴办，后来教育局事忙，就由学会和学院共同编辑发行，负起全责。

万事开头难。数月后校舍落成，机构与人事基本齐备，约200名脱产班学员录取完毕，看来等待我们的只是一次成功的分娩。可是不，还有一个教师芬芳的难题挡在前面。我“自作主张”，宣布学院优先为蔡起贤、刘声茂老师各分三房一厅的住房，方向、楼层由他们自选，其余住房才由“分房小组”按条件“积分”分配。我这样作自然有敬老、尊贤、鼓励业务冒尖的多重用意，看来大家都比较理解，没有发生争竞攀比的现象，也没有留下任何难以治愈的后遗症。

在新建成的大饭堂里，我们隆重举行了教育学院首届脱产班的开学仪式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的思想一跑便跑到30多年前潮安高中开办的那段岁月。同是开创，同是起步，谁也料不到潮安高中后来会有那么多艰难，说不定此后我们也有好一段坎坷的途程要走。我精神焕发但不盲目乐观，感慨多端但没失去信心。毕竟，这是我站的最后一班岗了。为了汕头人民和汕头教育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

1984年度我们有脱产班学员200人，函授班学员约2000多人。工作人员与学员之比为1:20多。从效率和成本看还是比较好的。

80年代初、中期，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，在社会生产力较快发展，许多群体和个人兴起了要求学习提高之风。解放军驻汕部队和不少机关工作人员都曾跟我们联系，要求为他们开放学位。这涉及到学院的性质和服务方向问题，开头我们还有些犹豫。后来在函授部力促下，我们全面考虑了办学的需要与可能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，多次向省厅师范处争取，最后才批准我们在部队和机关干部中试办大专函授班。于是我们以师专培训为主体、以面向社会的大专函授为辅助，将我们的服务面进一步拓宽拓广。

跟部队合作我们用的是“军民共建”的模式，即我们在竹竿山、馒头山、莲塘等解放军营地兴办“政史”、“中文”大专函授班，实行“文化拥军”；而解放军则在支援学院办学方面作出种种努力。这是一种“双赢”的安排。虽然部队军首长龚政委一再向学院同志表示感谢，我却觉得部队给我们有形无形的帮助教育其实更多。比如脱产班的“军训”是由部队为我们组织实施的，学院校道旁的树木也是部队战士同我们一起种下的。

提高教育质量永远是我们关注的中心。脱产班学员虽然大多是在职教师，可是有的“在教厌教”，专业思想不巩固；有的行动散漫，纪律观念不强；有的不爱护公物，浪费粮食……我们都通过各系和团委会的思想工作来进行教育，加以规范。教学上我们既提倡尊师（“尊师也就是尊重你们自己”），又提倡评教评学，师生交馈，教学相长。为了丰富学员知识，提高眼界，我们还先后邀请语言学家黄家教，詹伯慧两位教授，女作家戴厚英、著名漫画家方成，广东美术学院王肇民教授等人来学院讲学，让学员品尝学术大餐的味道。在教学实践上我们也尽其可能地为各系提供一些条件，比如美术系课程中有人体写生，我们便答应他们从广州请来几位女模特。

函授教育是我们的“大头”。由于面大，人多，除了学院教师外，我们还在各县设立函授站（由当地教育局协助），聘请了部分兼职教师，并且建立了专、兼职教师的教学研究制度，函授部与函授站的工作研究制度，这使得学院跟各县教育局和教育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了。《汕头教育》的出版和发行，无疑又促进了这种联系。

教育学院始创初期我们能够按意愿做成一些事，不能不感谢陈厚实、黄海等领导同志的“开明”。我历来认为，教育主管部门对下属学校不能“管得太死”，“统”得太死。头指挥脚，是为脚指明方向和路线，但真正行走靠的还是脚而不是脑。要是每走一步脚都要向“脑”请示，获得它的“批准”，恐怕连一步都跨不出去了。越是管得太多太死，就越是束缚下面的积极性创造性，越是养成下面的惰性和依赖性，这是为无数事实证明的。市委和教育局对我们既关心又放手，既严格又宽容，这使得我们精神放松，胆子变大，责任心加重，像个能主事的男人而不是小媳妇，当然我们也十分尊重领导的权威，尊重他们的智慧和宏观视野，该请示汇报的我们都要请示汇报，该通气协调的我们一定通气协调。也许可以说，那是教育局与教育学院合作的最好时期之一。

我也在中文系承担少量课程，即是《古代文学》中的元明清部分。在脱产班上课由于课时充裕，问题不大。给函授班学员上课就难的多。函授以自学为主，集中面授的时间有限，于是，不得不连续几天高密集、高速度的讲课，有如“疲劳轰炸”或者倾盆大雨，弄得教、学双方都非常疲惫。于是我们提倡老师讲函授课要由繁到简，由简到精，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指导学员自学上。话虽如此说，我们一直还找不到这方面的成功经验。

1987年评职称我们非常重视，凡是有条件的教师我们都给他保证时间、保证方便（如请人来辅导英语，联系刊物为其发表论文），鼓励他们向高级职称冲刺。条件暂时不具备的，也鼓励他们继续创造条件，准备“搭第二班车”。至于我是否参评，倒是考虑了很久。老实说这事于我如同“迟到的午餐”，既疗不了饥也救不了渴，吃不吃都无所谓。但是我既然在学院领导位子上，没有个高级职称，也就自然失去了领导的资格，对上对下都是难以交代的。于是决定参评。按照规定，地市一级教育学院最高只能评给副教授，除中文系教师必须加试古汉语外，其他教师都要加试英语。此时，我要解决的问题是：一、过去从没有重视过自己的文凭，早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，这还好办。我给武汉大学寄去一封信，很快就邮来毕业证书的复印件，足以证明我不是“谎报军情”；二、加考古代汉语我很赞成，可是我“固定”在病床上（后腰骨骨折），怎么能去考场呢？最后“上面”还是想出办法，让人监督着我就在病房考。记得那份难度不低的考卷，我是在别人眼睛注视下，由我仰面在一方木板上完成的。后来听说获得90多分。

教育学院是国家改革开放新时期茁起的事物。它同高教系统的师大、师院、师专一起，为我国庞大的普教视野构建去一座钢骨大厦。虽然它们办学不像师大、师院那么正规，那么严谨，但是从培训的师资的效率、成本看它还是效益最高的。可是紧张期刚刚过，教育部领导易人，教育学院的“定位”便成了问题。“五个中心”早就不提了，有些先进地区“达标”（即师资必须达到一定的学历标准）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，有人便认为教育学院成了“第6根手指”。我们省似乎也有些把握不定，反映在招生政策上便是经常在变。时而只准我们招在职教师，时而又说可以兼招高中毕业生，时而又强调学员可由中师保送，如此等等。“定位”问题解决不好，教育学院便像航船失去了指南针，甚至还威胁到它自身的存在。省里各所教育学院有个联谊协作组织，第一次活动在教育学院举行，第二次在中山教育学院进行，会后还去参观了建设中的珠海教育学院。我们这些到会的同志议论的热点便是“定位”问题、经费投入问题等等，虽然省厅师范处同志也参加，暂时也找不到解决办法。主要原因是单有理据不行，还要有权利和财力，这样的活动虽然不能解决大问题，别人先进的经验我还是学到不少。我还借此机会参观、游览了珠江三角洲一些地方。原来蕉基鱼塘的地貌大多为新厂、新区、新居替代，一条躯体不大但已鳞甲毕具的“小龙”，正在我们的面前升起。

1985年我满60岁，到1987年我已经超期服役两年了。我一再向上级提出，该交班了。这年暑假过后，市里终于委派来新院长，我也愉快地“解甲归田”。

总的来说，在教育学院这些年我还是工作畅顺，心情快活的。我没有留下什么珍贵的遗产。我只希望她就像我们亲手栽下的芒果树一样，越长越壮，越长越高，结出许多硕大甘甜的果实。（节选自作者著作《人生是圆的》之“教育学院”并征得作者同意改名）